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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4 08:18:02【3409754】
的公寓已很拥挤,朋友们劝胡适买大一点的房子,胡适回答说:“确实没有力量买房子,而且我的‘家’太小,用不了一所房子。”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胡适当时的窘迫。胡适离开北京的时候走得很仓促,收拾好的102箱书没带出来,到美国后,他对此懊悔不已。胡适的一位美国朋友可能知道胡适当时的处境,赠送胡适200元美金,要胡适“自己挑选爱读的书”,作为他们的赠书。胡适接受了馈赠,决心“要买点有用的书,重建一个参考图书馆”。赵元任夫妇曾寄给胡适两包《哈佛丛书》,胡适非常兴奋,当即抽出一本看到半夜后才睡,然后他又哀叹:“可惜没有书架,书还不能上架”。之所以没有书架,是因为夫人江冬秀对胡适藏书极为反感。胡适后来曾对秘书胡颂平说:“我的太太以前对人家说:‘适之造的房子,给活人住的地方少,给死人住的地方多。这些书,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’。”因此,当赵元任夫妇要送他一套《四部丛刊》时,胡适写长信恳求他们千万不要送:“原版的《四部丛刊》有二千一百册,我这里绝对没有地方安放。一个书架此时已很不易得,何况二千一百册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? ( 若有书架。必须六七大架。怕还不够。) 冬秀对于书架,绝对不感兴趣,她绝对不能帮我的忙。从种种方面想过,我只好再恳求你们把这部原版的《四部丛刊》留在你们的家里。江冬秀不懂英文,许多事情都得胡适亲自跑腿,比方说购物、跑银行、发电报、付账单等等。胡适请了一个老太太每周二来公寓打扫卫生,但又担心“家中若没有人对于清洁有兴趣,有指示能力,佣人当然要躲懒的”,因此很多时候他必须自己动手扫地、擦桌子、洗玻璃杯、化冰箱的水、洗客人用过的烟灰缸。1951年3月29日,胡适在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信中讲到过去两年的生活,“一切都如噩梦”。1952年6月,普林斯顿大学终止了对胡适的聘用,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职位由胡适的助手童世纲接任。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节省预算,胡适的年薪是5200美元,童世纲年薪3480美元,比胡适便宜得多。为顾全胡适的面子和情绪,在费尽一番脑筋后,普林斯顿大学当局决定让胡适担任不支薪的一个荣誉职衔。百无聊赖的胡适只有看一些无名作家的小说,打发时光,有时一部长篇小说“从头到尾看了两遍”,甚至做一些小说情节的细节考证;或者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中文报纸,在那些报纸副刊的上上下下做批注。唐德刚有一次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负责人共进午餐时,听说哥大要充实汉学的教学研究力量,遂乘机推荐胡适。那位负责人反问:“胡适能教些什么?”唐德刚认为,哥大是胡适的母校,如果请胡适去,胡适一定特别卖力。然而哥大终究没有请胡适。在胡适自己的眼里,美国的学校把他看成“白象”,意思是大而无用。蒋介石每年资助胡适9000美元此时,蒋介石没有忘记他潦倒之中的“诤友”胡适。在台北“国史馆”所藏“蒋中正总统档案·文物”中,有一组50年代初蒋介石与俞国华之间的电报。俞国华是蒋介石的同乡,长期在蒋介石、蒋经国身边工作,参与机密。俞国华1947 年赴美国,1951年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董事。这组电报拟于1951年5月15日到1955年5月16日,内容很简短,都是蒋介石委托俞国华向陈立夫、胡适赠款。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考证,这组电报是真实的,在1951 年至1955 年间,蒋介石共向胡适送过9笔钱,每次5000美元,几成定制,共美金45000元。平均一年9000美元,比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薪要高。胡适在其日记中对此项固定资助并未提及,不着痕迹。但钱他应该是收了的,因为蒋介石不会在一连碰壁后,还连续几年一如既往地赠送。而且俞国华给蒋介石的回电中,有“胡、陈二先生特别费,遵当于月底前照发”一句,“照发”就是“照前例分发”之意。可以想象的是,这笔钱对于胡适可谓是雪中送炭。在俞国华首次向胡适赠款10天后,胡适于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,在信中胡适劝蒋介石要知己知彼,“多读中共出版的书,如《斯大林论中国》之类”,还劝蒋介石想想“国民党自由分化,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”,还希望“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”。两年多没联系,忽然向蒋介石建言,可能还是和蒋介石的人情有关。1952年,英国牛津大学邀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,胡适有意应聘,但鉴于英国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,遂向“外交部长”叶公超请求,让叶征询蒋介石意见,最终因蒋不同意而作罢。按说胡适又无公职在身,只是应聘英国的一个教职,如此郑重其事地向蒋请示,估计还是接受了蒋介石接济的原因。1952年11月19日至1953年1月17日,胡适应台湾大学及台湾师范学院邀请赴台讲学。在台湾,一下飞机就受到热烈的欢迎,蒋介石派蒋经国赴机场迎接。临回美国前,蒋介石约胡适吃饭,两人交谈了2个小时。胡适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,说“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,绝无加刑之权。而总统屡次加刑,是违宪甚明。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!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,最好一千人。开放言论自由,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”。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次谈话“对余个人颇有益也”,认为胡适的意见是“金石之言”,让他颇为感动,评价胡适是其“平生之诤友”。1954年2月18日到4月5日,胡适又一次回到台湾,当时台湾要召开“国民大会”第二次会议,改选“总统”、“副总统”。胡适回到台北后发表谈话:“国家处境艰难,除蒋总统以外,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……”当有人告诉胡适,传说蒋介石曾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时,胡适回答,他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谦让,非常感谢。但他心脏病史已达15年,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,怎能挑得起“总统”这副担子?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并当选怎么办?胡适答复道:“如有人提名,我一定否认;如果当选,我宣布无效。我是个自由主义者,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。”将中共抛出的橄榄枝当“匪情”50年代中期,国共两党一度出现了缓和的迹象。1956年1月25日,毛泽东在第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:“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,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。”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胡适作为“代表性人物”,无疑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。中国共产党对胡适的再度争取,以毛泽东1956年2月在北京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所说的一段话为标志。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:“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,我们托人带信给他,劝他回来,也不知他到底贪念什么?批判嘛,总没有什么好话。说实话,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,不能一笔抹煞,应当实事求是。”此后,出面劝胡适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周鲠生,一个是曹聚仁。周鲠生是知名的国际法学家,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,是胡适的同事和文友。1956年9月16 日,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、外交部顾问的周鲠生应“英国联合国同志会”之邀赴伦敦访问。在这里,他会见了创办《现代评论》时期的老友陈源,在无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畅谈了三个小时。周鲠生除规劝陈源回大陆之外, 还动员胡适也回大陆看看。陈源于9月20日致函胡适, 原原本本转达了周鲠生的上述意见。大意是说:大陆对胡适的批判主要针对他的思想,并不针对个人。如果胡适回去,还是会受到欢迎,并且来去自由。依据当时的外事纪律,周鲠生和陈源的接触事先必须经过请示,事后也必须进行汇报。周鲠生保证胡适可以在大陆来去自由,当然也不会是他个人的轻率承诺。胡适在陈源信中“对于你,是对你的思想,并不是对你个人”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,并写了一句旁批:“除了思想之外,什么是‘我’?”1957年春,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记者曹聚仁给胡适画去一封信,规劝胡适回大陆看看。曹聚仁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战地记者,在赣南时,与蒋经国熟识,著有《蒋经国论》,大陆解放后,长期居留香港。1956年开始,他以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记者的身份,多次到北京,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陈毅等人的接见。胡适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:“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。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,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。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。”然后在曹聚仁来信的信封上批了“不作复”三个字,并派人将信转交了台湾“司法行政部调查局”,作为“匪情”研究的资料。在胡适的思想深处,始终有一个理念,即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人是格格不入的,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:“不是共产,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,中间决无余地,可资徘徊犹豫”。他堵住了中共为他敞开的大门。1 2上一页下一页 [导读]1957年春,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记者曹聚仁给胡适写去一封信,规劝胡适回大陆看看。胡适在信封上批了“不作复”三个字,并派人将信转交台湾“司法行政部调查局”,作为“匪情”研究的资料。就职“中研院”院长,当面批驳蒋介石1957年11月4日,蒋介石发表命令,准许“中央研究院”代理院长朱家骅辞职,任命胡适为院长。胡适最初以肺炎为由推辞。蒋介石坚持由胡适接任,台湾各方函电劝请胡适回台任职的很多。胡适也想利用“中研院”史语所的藏书写完《白话文学史》和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12月6日,他复电蒋介石,请任命考古学家李济暂时代理院长,等于同意将回台湾任职。1958年4月8日,胡适回到台湾,“副总统”陈诚到机场迎接。4月9日,胡适在“总统府秘书长”张群的陪同下前往士林官邸,和蒋介石谈了大约一小时,说的都是学术问题。4月10日,胡适就任院长,蒋介石到会祝贺并演讲,赞扬胡适“个人之高尚品德”,并号召“发扬‘明礼义、知廉耻’之道德力量”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胡适当面反驳了蒋介石的这一提法。他说:“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,至少,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。我们的任务,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,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,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,所有一切高等文化,一切宗教,一切伦理学说,都是人类共同有的。总统年岁大了,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,我们要体谅他。我个人认为,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,还是在学术上。我们要提倡学术。”胡适的话没说完,蒋介石已怫然色变,其他听众也一个个目瞪口呆。过后,有朋友劝胡适回台说话要谨慎小心,认为胡适有伤蒋介石的面子。胡适自己觉得没什么,“诤友”总有说话的自由嘛。然而,蒋介石却视此事为奇耻大辱,以至于夜不能寐,在日记中说胡适“狂妄荒谬”。此后,随着胡适明确反对蒋介石参选“第三届总统”,两人矛盾逐渐加深。1960年,与胡适渊源颇深的刊物《自由中国》筹建反对党“中国民主党”,触了蒋介石的禁忌,《自由中国》实际上的负责人雷震在当年9月4日遭到逮捕,其罪名是“包庇匪谍”。为雷震鸣冤的胡适不断向“总统府秘书长”张群表达见蒋的要求,11月18日,蒋介石终于答应见胡适。这次会见的气氛远没有此前两人见面时的融洽。蒋介石以前都是单独接见胡适,这次会见时一左一右站着两位便衣。蒋介石抢先谈到了雷震问题。他说:“我对言论自由,已经放得很宽,但雷震背后有共产党的间谍,政府不能不办他。这一两年来,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,不相信我们的政府。”胡适说: “今天总统说这话太重了,我当不起,我受不了。总统没有出过国,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,你们不会深知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。”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五十分钟,最终胡适没有取得任何成果,雷震被判有期徒刑10年,《自由中国》杂志也被迫关停,胡适想借助蒋介石在台湾推行民主的幻想也就此破灭。逝世前最后的发言关于思想和言论自由在台北“中研院”的日子里,胡适每早8点多起床,要在洗手间呆很长时间,因为洗手间里总摆一两本书。他早餐喝一杯橘子水,主食是烤面包,抹刮一点人造黄油、果酱,两碟咸菜就稀饭。他吃饭时有看报的习惯,有时也安排跟朋友边吃边聊。台大医院的医生劝胡适不吃肉,少吃油,多吃鱼。但胡适却爱吃肉,特别爱吃红烧肉里的肥肉,不爱吃海鱼。厨师便想方设法去买河鱼,如鲤鱼、鲫鱼,养在水池里,每天吃一条,通常安排在晚餐吃。每到星期天,访客不断。胡适的态度是来者不拒。当时担任“行政院副院长”的王云五对胡适说:“健身之道, 每天饭后要走三千步。”胡适偏偏不爱走路,几乎没有一天超过一千步,有时饭后刚走几步就借故返回,说:“冷了冷了,赶快回家。”胡适有一台小收音机,但很少听广播。胡适可以说没有娱乐,写作就是他的娱乐。1961年6月10日晚上,秘书王志维陪胡适喝酒。胡适忽然说:“当你有一天看不见我的时候,请到我卧室去。卧室里有一个铁柜,柜里放了一个小皮箱,里边有我的遗嘱,我身后的事都有交代。你现在不能去看,也不要轻易告诉别人。”王志维觉得这番话不大吉利,便安慰胡适说:“先生的老师杜威博士也早就立好了遗嘱,但他活到了九十三岁。我希望先生也跟你的老师一样长寿。”胡适说:“希望如此,希望如此。” 凤凰彩票网官方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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